《日本的悲剧》共4卷，其制作人是战中唯一一位公然反对《映画法》的岩崎昶，导演是曾因拍摄战争记录片《战斗兵队》而遭到禁止上映处分的龟井文夫。该片将田中义一内阁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历程，即从满州事变、上海事变、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日华事变、东条内阁的形成、太平洋战争至战败投降为止的新闻片重新编辑，并加以批判。其中出现了因东北粮食大歉收而受苦受难的民众的身影、日军进入南京后遭到屠杀的中国人的声音（过去曾经被视为禁忌）、并且将天皇穿着象征和平的晨礼服的姿态与过去穿着军服的姿态加以叠印，试图借此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它的完成受到Conde的高度称赞，但形势却意外地急转直下，最终被勒令禁止上映。 在这部映画中出现了一个片断：工会领导人在天皇巡视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是过去的事实，但却因此引起了GHQ内军队派的的反感，他们一贯主张，日本人怀有对天皇的感伤主义情绪，而且屡教不改。对于他们来说，批判天皇的《日本的悲剧》是一个绝好的攻击目标。隶属G2的CCD审查官，以第二代日裔出身的御旗为首，批评CIE的观点。尽管在GHQ内部存在派系之间的暗斗，但只要《日本的悲剧》能够上映，CIE便获得了胜利，但Willoughby在MacArthur的支持下，发出禁止的命令，将胶片、底片和正片一起没收。在这样一出翻转剧中，吉田茂首相的要求被认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吉田首相向美军的高级军官展示该片，并且在参议院议员中放映，集中进行批判，对上映施加压力。《日本日记》的作者Mark·Kean当时是《芝加哥太阳报》的特派员，他曾经向本国发送电报，报道这些放映活动的情况。 经历这一事件之后，New Deal派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Conde继续在GHQ任职，直至1948年春，但已无法东山再起。制作这部映画的日活，也因此被视为“赤党的巢穴”，制作局长岩崎昶还在自己的家中被暴徒砍伤面部。〔遠藤龍雄『映倫―歴史と事件』（ペリカン社1973年刊）〕 好像还是说的不明白，有些背景情况要交待。在美军占领期间，GHQ（美军总司令部）内部存在两个映画审查机构，一个是隶属GS（特别参谋部）的CIE（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民间信息和教育局），另一个是隶属G2（军事参谋二部）的CCD（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民间审查分队），前者负责第一次审查，后者负责第二次审查。两者在取向和尺度上有所不同，前者由文官主导，David Conde是第一任负责人，他非常支持日本的民主改造，因而高度评价《日本的悲剧》，同意其上映，后者则由军人主导，比较敏感，他们发现《日本的悲剧》中还有工会领导人受到天皇接见时热泪盈眶的镜头，便予以抨击，尽管这只是过去新闻片中出现的镜头，而非新的摄影，但他们似乎并不反对cut后上映。但以吉田首相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四处活动，最终成功地促使G2部长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少将发布命令，禁止《日本的悲剧》上映。这一事件反映出GHQ以及背后的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摇摆不定，一方面，试图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肃清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日本的保守派采取怀柔态度，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兴起。 在这部映画中，争议最大的就是最后出现的天皇镜头，起初是穿着军服的天皇，然后把穿着军服的天皇与穿着西服的天皇进行叠印，最后是穿着西服的天皇